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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与去制度化: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内在张力——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为例
2018-05-15 17:26 《中国高教研究》 

摘要:世界一流学科是在制度化与去制度化的内在张力中形成的。制度化确保学科组织形式的稳定以及学科的合法性,为学科知识传承创造条件;去制度化确保学科的发展和创新,为学科特色和新学科的诞生创造条件。从制度化到去制度化,需要管理者跳出学科思维,充分发挥知名学者的学科边界跨越和知识重组能力;从去制度化到制度化,需要重视学科知识体系、学术发表体系和学术关系网络对学科话语体系的塑造。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借助制度化与去制度化的相互转化,创造开放灵活的学术组织形式,从而占据和支配学科发展的话语权。

关键词:制度化;去制度化;一流学科;芝加哥大学;社会学

当前我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悖论是以学科化的思维去追求去学科化或非学科化的知识创新。美国著名学者纪亚流(Thomas Gieryn)指出,“科学常常是漫长的边界纷争史上的赢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制度化和去制度化的力量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学科的边界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新的学科领域总是想方设法从原有学科中脱离出来,而学科规训的力量又制约着这种越轨或脱序,前者保证学科知识的创新,后者保证学科知识的系统化和专业化。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就是在学科发展的这种内在矛盾中走向一流,并成就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也奠定了在美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地位。

一、组织环境:一流学科制度化的动因

作为“边界纷争史上的赢家”,学科的边界和研究领域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学科的认同通常是在与制度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

(一)学科与环境的互动

学科的发展通常要遵循学术逻辑和社会逻辑。学术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使新的学科从原有的学科体系中分离出来,并在边界的争夺中划定自己的领域,形成制度化的组织形式。1987年,全世界有8530个可认定的知识领域,到21世纪初,学科种类已有9000多种。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既是对社会环境需求的满足,又是知识和研究领域走向专业化的必由之路。

社会学是从稳定的农业社会向快速变化的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门新的社会科学。从1880到1920年,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剧和移民人口的大量涌入,芝加哥的人口规模急剧膨胀,成为当时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人口的变化带来了贫困、失业、犯罪、公共健康和污染等诸多社会问题,人们对研究社会现象和治愈社会疾病的呼声日益强烈。美国学者索弗(Reba Soffer)指出,尽管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首任系主任斯莫尔(Albion Small)的领导风格和人格魅力,但如果美国公众当时不愿接受社会学的研究,他也不可能创立这一新的学科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学研究专注于因人口增长、移民涌入、快速城市化和种族冲突带来的社会失范问题,积极回应社会环境的需求。正是这种制度环境的要求催生了美国的社会学,而英国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制度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才相对滞后。

(二)学科的组织创新

美国学者布林特(Steven Brint)指出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是在现有学科体系中提高自身的排名和地位;二是密切关注新的研究方向,淡化学科排名,专注于大学在新的技术、表现形式或社会关系等前沿领域做出的贡献。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第一条路径是在传统学科范式内进行“持续性创新”,不断提升学科排名;第二条路径是通过跨学科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实现学科的“突破性创新”。当今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兴起正是遵循了突破性创新的发展思路。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发展,首先得益于社会学系这一制度化形式的创建。对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当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关于社会学的学科知识并非处于前沿,在某些方面甚至落后于学者的研究。然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就在于它建立了推进学科发展的制度化场所——社会学系。当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布斯(Charles Booth)等人的研究远远领先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亨德森(Charles Henderson)的研究,但后者凭借社会学系的组织结构使自己的影响和学科的发展得以传承,而前者的影响却逐渐停滞。大学学科建设的价值正在于能够为具有共同知识偏好的学者们建成高效的、提供共同学术利益的组织形式,因而可以认为通过“组织化”建设发展学科组织是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路径选择。芝加哥大学社会学通过组织形式的创新,创立了社会学系,从而结成了学术共同体,使学科的影响力得以持续。院系等学术组织是学科发展的制度化场所,在学科调整过程中,创立或撤销这样的学术组织会对学科发展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三)学科的合法化过程

学科的建立和声誉通常需要一定的基本条件:有能力和有魄力的领导者,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取得广泛共识,有效的组织结构,有序的培训过程,充足的经费,等等。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内部的一致性和外部的合法性问题:一方面,学科必须有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学科知识体系,必须在学科的基本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形成学科共同体;另一方面,学科必须能够为解决社会问题做出贡献,获得学科发展的合法化基础。世界一流学科的发展既重视通过学科规训实现内部的一致性,又重视以学科的社会功能取得合法性。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斯莫尔尽管学术建树有限,但是非常重视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他认为社会学必须整合所有学科关于人与社会的知识,发现社会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改进社会。其关于社会学研究目的、对象和方法的基本思想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学科规训提供了基本共识。另外,社会学系把芝加哥城市作为最好的“实验室”,关注城市发展带来的移民、种族、犯罪、贫困等社会问题,形成了以都市社会生态和都市社会行为研究为核心的学科特色,顺应了当时芝加哥城市发展对于学科发展的需求。正如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吉林(John Gillin)所言,美国社会学获得的殊荣,就在于它满足了公众对于理解人类关系和改进社会的需求。由此可见,学科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社会功能是学科实现合法化的重要基础,他们推动着学科知识的传递和创新。

二、人才资源:一流学科边界的跨越与重构

学者对于学科的忠诚度远远大于其对大学的忠诚度,这也是大学跨学科研究和新学科产生的最大困难。芝加哥大学创校校长哈珀(William Harper)为社会学系招聘了来自不同专业的人才,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不同学科专家汇聚在一起,通过“意外”组合产生的“化学反应”奠定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实现卓越的基础。

(一)学科与大师:谁成就了谁

大学与大师是一对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客体。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在现有学科框架内通过“挖人才”的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不太重视整合不同学科的一流人才,“颠覆”现有的学科组织结构,实现创新性发展。学科存在于知识范式规训之下的学术共同体中,是大师与大师之间相互区别的标识,普通研究者正是在学科知识的规训下,以学科的方式切入知识领域,通过创造性知识生产活动成长为专业领域的大师,因而学科成就了大师,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师都是属于某个学科领域的。另一方面,学科的声誉又要依靠大师的知识创造活动,有了大师,才能有一流学科,因而大师成就了学科。学科与大师的这种互动关系,表明了一流学科建设不仅要重视学科在一流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要重视一流人才对于学科组织结构的重建,而不是单纯的支撑和维护。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发展就遵循了学科建设的另类路径。哈珀校长在创立社会学系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对一流学者的关注,超过了对学科规范的关注。当他发现某个优秀人才,在现有的院系组织结构下无法适应其工作时,就将其安置在临近的学系中,或者为这些不同寻常的学者创建新的学系。由此可见,在哈珀的学科建设理念中,人才是第一位的,他以非学科化和去制度化的思维推动知识发展和学科建设,淡化学科边界和学科规训,推进知识创新和新的学术组织范式的生成。在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的人选上,哈珀较中意的人选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家亚当斯(Herbert Adams)和政治经济学家埃利(Richard Ely),但由于在学系内部人事聘用等问题上的分歧,最终迫不得已选择了科尔比大学校长斯莫尔担任系主任。如果由亚当斯或埃利担任系主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斯莫尔使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一流学科,而一流学科的发展也成就了斯莫尔等一批社会学家。

(二)人才聘用的去学科化思维

哈珀校长秉持人才至上的理念,期望对社会学系的人员聘用发挥较大的影响力。在系主任的人选上,尽管哈珀较中意的是亚当斯和埃利,但是这两位候选人都不希望哈珀插手社会学系内部的人事聘用,而这也是哈珀最终退而求其次选择斯莫尔担任系主任的主要原因。芝加哥大学从创校开始就倡导开放、包容的理念,哈珀校长把人才放在首要位置,淡化学科观念,希望通过最优化的人才组合实现大学科研能力和学术声誉的快速提升,因而对学科内部优秀人才的聘用也极为关注;另一方面,斯莫尔是一位兼容并包的学者和管理者,在对学系内部人员的聘用上欣然接受了哈珀校长的安排,在社会学系内为不同专业的学者找到了适合的位置。哈珀与斯莫尔在人事聘用上的这种和谐关系,为社会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哈珀校长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并没有明晰的规划,他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哈珀在任命斯莫尔担任社会学系主任之后,凭借自己在浸礼会和社会活动领域积累的社会资本,为社会学系招聘到斯塔尔(Frederick Starr)、亨德森、塔波特(Marion Talbot)三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斯塔尔当时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馆馆长,他的加入为社会学系历史社会学这一方向提供了强大支撑。亨德森的加入使社会学系能够开设社会福利工作等方面的课程,并保持与教会的联系。塔波特是家政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她的加入使社会学系能够开设卫生学等课程。189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之时,仅有斯莫尔、斯塔尔、亨德森和塔波特四位教师和一些研究生从事教学工作。这四位专家都是由哈珀校长任命,然而塔波特和斯塔尔都无心致力于使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而且塔波特和亨德森最初任命的职位也并非学术岗位,仅斯莫尔一人对社会学这门新的学科具有模糊的认识。

(三)松散耦合的学术共同体

美国学者韦克(Karl Weick)指出,教育组织是一个松散耦合的系统,包括院系在内的大学组织结构是一个高度分化和低度整合的组织,组织子系统之间和成员之间是一种松散联结的关系。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名称变化就可以看出这种松散耦合的组织特征。哈珀校长的去学科化思维,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汇聚了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学科领域,在组成的社会学系中都保留了自己的学科特色。由于斯塔尔的人类学背景,社会学系最初命名为“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系”,37年后人类学从社会学系中分离出去。此外,由于塔波特的家政经济学和卫生学背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又更名为“社会科学、人类学和卫生学系”,数年后“卫生学”从社会学系中分离出去,成立了家政管理系。因此,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来看,由于人员构成的跨学科性,学系的组织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系统,为汇集不同学科的人才创造了条件。

此外,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此后的发展中也特别强调跨学科学习,系主任斯莫尔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要综合利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专门领域的数据资料,进入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必须有历史学、社会科学和生理学等众多领域的学科背景。此外,社会学系也承认研究生在哲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比较宗教学和家政管理等学系选课获得的学分。这种松散耦合的组织结构为社会学和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创造了条件,造就了米德和戈夫曼等一批社会学大师,形成了极具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因此,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重视学科的学术组织化,创立社会学系这样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学术组织的开放和多元,为多学科研究和知识创新创造了条件。

三、人才培养:一流学科的生产与再生产

学科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实现自身的再生产,这就需要借助专门的教育培养活动,实现学科知识的代际传递。一门新学科通常只有在大学中设立一个专门从事这一学科的讲席,才能宣告成立。

(一)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从词源学上说,学科(discipline)源于拉丁语“学生”(discipulus)和“教学”(disciplina),也包含“门徒”(disciple)的意思。因此,学科内在地包含知识传承与人才培养。学科既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也是一个流动的、动态的概念,没有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传承,学科发展就会停滞甚至消亡。人才培养不是学科建设的附加任务,而是与学科建设互为表里,形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正是通过人才培养,学科知识才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人才培养是学科发展的条件。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系的研究生教育。通过教学和科研指导,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对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学研究群体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汇聚了社会研究的众多学者,培养的众多博士也选择返校任教,以各自博士论文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学的繁荣和发展。“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文森特(George Vincent)和托马斯(William Thomas)都毕业于社会学系,文森特的博士生导师是斯莫尔和杜威(John Dewey),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社会心灵与教育》,并与斯莫尔合著了《社会学导论》,拓展了社会学系关于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托马斯的博士生导师是斯莫尔和亨德森,他与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合著的《美国和欧洲的波兰农民》成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他的田野研究推动了美国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并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传统。正是由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人才培养,社会学的发展才没有中断,并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芝加哥学派”。

(二)学派与学科

学派是学术研究的共同体,他们创造并遵循相同的学科范式,是学科形成创新力、凝聚力、支撑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除了需要开放、民主的客观环境以外,还需要有一位甚至数位具有较高威望的学术带头人,有自己的研究基地,稳定的师承关系和人才来源,有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研究方向,发表过有创建性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有畅通的成果传播渠道。学派是学科形成特色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学派通常具有稳定的师承关系,学科的特色和影响力才得以持续。但学派的这种特点也带来学科的“近亲繁殖”问题,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学术近亲繁殖会导致学术退化,但也有学者从科学范式理论角度认为,近亲学术团队中所形成的共同科学范式更符合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芝加哥学派”对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1892年到1950年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黄金时代”。芝加哥学派把城市社会问题作为研究焦点,从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研究美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移民、种族和犯罪等社会失范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开创了实地调查研究,强调第一手资料的获取,从而转变了传统社会学研究偏重理论和思辨的特征,把解释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推动学科发展。学派的诞生验证了库恩所说的“范式转换”,即一批学术研究人员不满于现有的学科范式和知识范式,依据社会现实的需要推动了学科范式进步。在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去制度化的力量推动着学科的创新,同时学派的学缘结构又促进了学术规训活动,从而使学科的创新和影响力得以延续。

(三)毕业生需求与学科发展

学科与专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学科把专业化和前沿性的知识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成果,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对于专业化人才的需求。同时,一个职业只有在大学获得了独立的学术研究地位,他才能成为一个专业,医生、律师就是因为较早在大学中确立了学术研究地位,而成为一个专业化水平较高的职业。因此,学科的发展必须重视专业的要求和外部的社会需求,这些因素是学科合法化的社会基础。在学科回应社会需求的机制中,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学科的发展。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和就业去向,制约着社会学的发展。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初期,开设社会学的高等院校相对较少,社会学并没有成为学者的专业志向,这影响到学生们对于社会学的热情,以及高校社会学系的规模和多样性。从1892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到1920年,在获得高级学位的103名毕业生中,仅有36人在高等院校担任社会学教师。除在社会学领域任职外,最多的就业于教育学领域,一些毕业生成为大学校长或高级管理者、教育学科的教授、中小学的管理者和教师、社会工作领域的教师或从业者,以及政府官员和牧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就业去向比较多元,因而尽管毕业生中成为专业的社会学研究者的人数渐增,但增长并不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学的发展。

四、话语权力:一流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学科具有学术规训的权力,一流学科的影响力源于学科的话语权。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创立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宰着美国社会学研究的话语权,其教育理论、研究方法、学科体系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典范,即公认的学术范式。诚如索弗所说,芝加哥学派坚持把直接观察作为社会学归纳的基础,这种权威论断与其说是经验主义未受到质疑,还不如说是当时许多权威的社会学家都来自于芝加哥大学。

(一)学科体系与话语生产

学科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构成学科的知识体系,是学科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基础。这些关于学科的基本认识是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学科知识创新的学术基础。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实现学科知识的系统化、专业化,厘清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确定学科的准入标准,并对入门者进行关于学科基本知识的学术训练,形成学科的认同。因此,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同一个过程,在学科边界的划定和学科规范的接受上,处于支配地位的话语主体将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后入门者,从而规训出学科的同一性。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创立后,松散组成的学术人员队伍具有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学科规训的力量在最初相当弱小。系主任斯莫尔教授尽管对学科建设秉持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也极为重视学科基本规范的形成。从社会学系早期的课程设置来看,斯莫尔把学科基本原理放在突出位置。斯莫尔亲自讲授“社会哲学”或“普通社会学”,这些基础性课程包括社会科学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社会学史等,是社会学专业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在社会学系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尽管任课教师不同,但这些导论性的基础学科知识几乎从没变过。在学科体系的话语规训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接受相同的学科规范训练,奠定了他们学术研究的基础,也实现了学科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

(二)学术发表与观念支配

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John Newman)指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的学术发表源于学者追求普遍知识的冲动,而学术发表的目的除了接受公开的学术审查外,还要说服别人,使自己的认识成为普遍的共识。进入媒体时代后,谁控制着学术发表渠道,谁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学术发表制度和学术发表渠道控制着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学科的诞生常常伴随着学术刊物的创办,学术刊物既是学科知识生产的载体,又是学科规训的重要机制。通常刊物的创办者或主编对于学科的发展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这种权力也使得他们的学科知识和观念处于学科知识体系的顶端。

哈珀校长极为重视学术出版,以经费支持学术期刊的创办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1895年斯莫尔创办了《美国社会学杂志》,并担任主编30年,从而长期主导了美国社会学思想交流的主要平台,主宰着美国社会学主要观点的讨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世界各地输入了大批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发行量最大的学术期刊,以及影响力最大的社会学教材,如帕克(Robert Park)和伯吉斯(Ernest Burgess)合著的《社会学导论》。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学术发表,使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思想很快传播到更大范围,并推动了美国其他研究型大学社会学系的建立。

(三)学术关系网络与学科传播

大学是学者的行会,研究者对于学科的忠诚度要大于对大学的忠诚度。学科的形成源于具有相似学术旨趣的研究者进行联合。这些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围绕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采用相似的研究方法,按照相似的学术规范,创造出独特的学科知识体系。因此,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学科,与学者的行会——学会通常是相伴而生。有学科的地方必然有学术思想的交流,有学术交流的地方必然会有学者的联合。学者结成的学科关系网络,一方面促进学科知识跨学校、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流动,另一方面也在生产和再生产着学科的知识体系。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不久,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创办的美国社会学学会,是至今仍然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前身。这种学科关系网络对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声誉和地位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社会学系培养的毕业生也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宝贵的社会资本来源。1920年前社会学系培养的博士中就有12 位成为了全美各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而20世纪50年代前的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有近一半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培养的研究生担任。这种学缘关系以及对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主宰,使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借助学科的关系网络快速传播,迅速掌握了学科的话语支配权。

五、结语

世界一流学科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是“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必须思考的结构性因素。学科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知识创新、培养优秀人才,因而学科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决定着学科目标达成的效率。学科知识既要传承,又要创新,这就要求学科知识的组织既要实现制度化,又要不断地去制度化。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通常都处于这种矛盾和张力之中,学科的发展既有赖于学科知识的专门化和系统化以及学科规训,同时也有赖于跨越学科边界的知识汇集和人才聚集。在知识社会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这种制度化和去制度化力量的互动将更加显著,协调好二者的关系,保持学科组织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是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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