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5-12-31
高等教育界以一个雷霆万钧的手势，为教育“十二五”画下了句点。严肃纲纪、修改高教法……显示了改革的决心与勇气。2015年高等教育承载的使命非凡，它既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 “十三五”开局承上启下的一年。温故知新、博采众长当是教育管理者的态度。本期梳理的五大关键词，将带领读者思考一些更为严峻的问题。
关键词：国际化
《规划》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到2015年，我国教育体系更加开放，国际合作、区域合作、校际合作呈现新的格局，教育的国际、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幅度增强，初步建成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和有影响的国际教育、培训中心。
回顾
“十二五”期间，我国高校在与国外高等教育接轨方面，首先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中外联合办学的大量出现。在这期间，共有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等多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成立。
在将国外著名高校“引进来”的同时，本土高校也开始了“走出去”的步伐。2011年6月在越南老挝成立的老挝苏州大学，成为了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所境外大学；2013年5月，浙江大学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就建立联合学院事宜签署协议，浙江大学将在帝国理工学院西校区建立海外校区，这也是中国高校首次在世界名校建立海外校区；2014年7月，厦门大学开始启动了我国公立大学在海外的第一所分校——厦门大学海外分校的建设。
2015年11月，我国正式取消了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实施专科教育或者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审批，这也为我国高校进一步“走出去”提供了体制上的便利。
除中外联合办学外，中国高校也在积极参与到国际联盟的工作中来，如借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2015年5月22日，西安交通大学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高校，成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而在同年10月，47所中外高校在甘肃敦煌发布共识，决定成立“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
谏言
闫月勤（西南交通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
大学国际化要聚焦国家战略与人才培养
“十二五”期间，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迅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来”“走出去”势头良好，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开启了国际大学联盟模式，来华留学学历教育生越来越多，师生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科研国际合作越来越深入，区域国别研究促进了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相互交流，中西部大学、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国际化水平提升很快……
欣喜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我国大学的国际化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聚焦大学的基本职能，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为目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提升教师队伍国际化水平，打造国际化课程体系，积极开展专业国际认证，加速实现与国外大学的学分互认。
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聚焦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聚焦“一带一路”战略、聚焦中国高铁“走出去”，及时掌握“一带一路”、高铁“走出去”对人才规格规模的要求，对重大关键技术解决的需求，为“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高铁“走出去”提供大批高素质适用人才与科学技术支持；积极采取措施，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高铁“走出去”目的国对人才规模规格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扩大招收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努力培养大量亲华友华的高层次人才。
“十三五”，我们加油！
关键词：高考改革
《规划》
推进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开展高校分类入学考试改革，实行择优录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等多种方式。有条件地区可对部分科目开展一年多次考试和社会化考试的试点。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等学校招生选拔工作等。
回顾
纵观“十二五”期间，高考改革方案的确定贯穿始终。2011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进一步推进高考改革，年内完成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制定工作。”这是教育部首次公开提出高考改革的时间表。
2013年1月，教育部“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制定”并“颁布”高考改革方案。当年12月，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公开表示方案已经制定完毕，将在2014年上半年发布。而最终的方案出炉却已是2014年9月。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当中提到“高中将不再分文理科”，方案将先在上海、浙江启动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2020年基本形成。随后，各地陆续公布高考改革方案。
很多评论称，这次高考改革基本是地方已经作好准备，只等最后的中央方案发布。2013年9月，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决定面向社会开放征集学业水平考试、高考试题，逐步建设学业水平考试、高考命题贮备试题库。2014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委公布的《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语文分值升高、英语变为社会化考试一年两考成为最大亮点。
不久前，教育部称包括北京在内的29个省份已形成高考改革方案，预计后年，大部分省市将正式开启高考改革之路。而备受关注的高考加分项目也缩减到35项。
谏言
郑若玲（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主任、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考改革要带动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政府密集出台了若干重要的高考改革政策文件，不仅体现出国家对高考改革的高度重视，而且反映出国家对高考改革的高站位与大视野，即高考改革不仅仅意在为高校招生服务，而且要带动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总体上看，高考改革正努力打破以往“大一统”的模式，朝向科学、公平、多元、综合的方向发展。启动上海、浙江两地的改革试点方案，可以为随后各省的相继改革提供示范，体现出改革的稳健与谨慎，也充分尊重了各省的自主性；英语科目社会化改革切实推进，提高了考试的科学性与多元化；高考加分项目的缩减旨在提升教育公平；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有机纳入高等学校招生选拔工作，则体现了人才选拔标准的多元与综合理念。
当然，真正实现科学、公平、多元、综合的改革目标，将是一条十分艰难的改革道路，不仅要摒弃传统的教育与人才评价观念，而且要逐步建立和健全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教育问题需要综合治理，高考改革也同样如此，需要各相关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来协同攻关。
关键词：教师管理制度
《规划》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完善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学校人事管理制度。
回顾
说起教师评价体系，五年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数师德“一票否决制”了。2013年5月底，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文件，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称评审、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师德考核档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一边是学术头衔终身制，有资深教授主动请辞；一边有学校推行教师年薪制，提高教师待遇的同时也为人事制度改革作出新尝试。2014年秋季学期，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推行教师年薪制度。根据新的人事合同，副教授年均18万元人民币，正教授年均27万元。
五年中，关于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两大职能关系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2014年7月，清华大学新一批教师续任、解聘工作完成后，方艳华老师的转岗和闫浩老师的离开引发了社会热议。有言论认为，这种“非升即走”的淘汰制度相当于变相淘汰教学型人才，是大学科研压倒教学现象的缩影。
然而，也有一些令人欣喜的新政出现。2014年底，湖北省首次在省内高校推行职称分类评审，把教师分为教学为主、科研为主、教学科研并重、社会服务与推广四种类型。2015年11月，山东省允许高校开始自主评价、按岗聘用各类人员。
谏言
尤小立（苏州大学副教授）
让教师有获得感、有尊严地从事教学与科研
大学教师管理体制改革不是以教师为改革对象，而是要切实地改革现有的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让教师真正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不仅使大家有真切的获得感，而且要有尊严地从事于教学和科研工作。
从现在的情况看，过度的行政化正在削弱大学本身的凝聚力，而行政主导的对科研GDP的追求也几乎让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丧失殆尽。行政式引进人才的方式，不仅伤害了原来为学校作出过贡献的老教师，由于缺乏合理的评价和监督机制，也同时助长了学术投机行为的发生。在可以预想的未来，原有教师与引进人才之间的矛盾会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
国内屈指可数的名校可以通过自身的名望来以比较正常的方式引进青年教师，并且暂时留住他们，但这很可能是以消耗其创造力为代价。大多数处于中下游的高校就没有那么幸运，因此就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要么是超高薪引人或留人，要么是任其自生自灭，结果是教师之间贫富差距不断被人为地拉大。这不符合大学的理念。
对教师能力和职称晋升，无论是分类评审，还是自主评定，都需要遵循简单化原则。现有的诸如项目指标、获奖指标、海外经历、社会服务之类，都是行政化管理的产物，这种复杂性评价不仅让教师穷于应付，而且助长了腐败和形式主义。
当下中国大学已经走过了“拔尖”的阶段，应该对树立“重点”式以及急迫超越式思维进行重新反思。在“互联网+”的时代，资源共享的意义远大于资源的垄断。科研经费的普惠式投入也是大势所趋。它不仅可以让更多的教师有机会参与科研，在研究中提高能力，也会让教师更有尊严，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最终提高大学的整体水准。
关键词：高校廉政建设
《规划》
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和行风建设。
回顾
高校腐败案多集中在基建修缮、物资采购、财务管理、科研经费、招生录取、校办企业、学术诚信等七大领域。
其中，基础建设腐败可谓高校腐败的重灾区。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忠元和校长范昕建在新校区建设上落马，成为高校基建腐败的典型案例。
相比基础建设，科研经费腐败更为隐蔽。在近年曝光的众多科研腐败案中，由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的腐败问题占了相当比例。科研项目立项、经费使用管理、项目审查监管等因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使科研腐败或为“制度盲区”。
然而，直接损害了教育公平的当属招生腐败。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在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此案成为引发全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收紧的导火线。
除了查处腐败案件，高校违纪行为也接二连三地曝光。仅2014年至今，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信息，全国已有56所高校、83人被调查。
谏言
杨德广（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
防腐败须加强制度设计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学校自主权的扩大，大学掌握了比较多的资源，经费上不仅有国家拨款，还有自身创收。这部分资金照理来说应用于学校发展，而非牟私利，然而在社会不正之风的袭扰下，一些高校领导走上了贪污腐败的道路。这就要求高校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我们常说“立德树人”，首先就需要高校领导要有高尚的品质，在做人上多下功夫，树立为教职员工全心全意服务的思想。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不似原来的那么单一。学校里搞基建、维修，校领导时常要应付各种人、各种批条，校长不得随意接受哪家，不接受哪家。防腐败要有相应的制度建设。搞基建、维修要设立招标小组，有些单位要主动给学校作贡献，能否接受要交给专门设立的讨论小组。
“十三五”规划应该从“十二五”出现的问题中吸取教训，校领导、中层干部的防腐败教育工作、制度工作、监督评估等应有明确的规定、具体的分工，不应该模糊表述。高校防腐败，关键在于校领导本身的思想境界，同时也要求学校严格规章制度，不得越权管理、随意批条子；信息公开的透明度要高；上级、学校内部的审计要加强。通过各方面的健全，腐败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违纪属于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出现了反腐中矫枉过正、过分严格的倾向。这集中体现在财务报销上，如学校财务事前没有说明，事后找教授索要报销证明等现象，导致教授们在争执中丧失人格、尊严。因此，学校在财务制度上的设计要遵循合情合理的原则，有些规定应当事先说明，有些规定不应过分认死理，其尺度应该以方便教师从事科研、教学为准，而非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
《规划》
以公办学校财政拨款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为重点，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保障教师和学生的民主管理权。
回顾
“十二五”期间，高校自主权的获得，主要集中在了专业的设置和审批权方面。
比如，在20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了新本科专业目录和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规定教育部将只对62种新专业进行审批，其余的506个专业都可由高校自主设置，无须教育部审批。
2014年，《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发布，在这些取消的项目中，有四项与教育密切相关，尤以取消重点学科审批最为引人注目，这也被普遍认为是教育部首次下放核心权力。
2015年初，国务院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了一揽子修改。修改草案中也提到将部分高校的设立审批权下放到省级政府。
除此之外，相关部门也在强调管办分离的重要性，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强调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2015年初，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核心思想是管办评分离。教育部也将建立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同年，高校还获得了自行设计印制学位证书的权利。
谏言
刘志业（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自主权下放体现出新思路
多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围绕扩大高校自主权问题，进行了诸多的改革与探索。但是，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十二五”期间，高校自主权下放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一个突出亮点。
纵观这几年来高校自主权下放问题改革的有关规定和举措，有如下几个特点：从涉及的主体看，这些改革所涉及的对象既有高校自身，也有地方政府，还包括国家教育行政主管机构，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全面、系统的改革；从改革的内容看，则既有微观层面的学校内部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又有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学校举办权和各项审批制度的改革，还有对高等教育体系运行过程中的管办评机制的新构建。尤其是关于高校管办评分离的构想，这与过去由教育行政主管机构对高校的管评办统揽的体制相比较，应该是实现高校有效运行、管理和监督的一种新思路。很显然，“十二五”期间，围绕高校自主权问题进行的这一系列改革，体现了一种系统性改革的新思路。它既包括了教育行政权力的下放，也蕴含着教育思想的重要转变。
充分、恰切的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是办好一所高校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在“十二五”期间，虽然我们已经就此作出了很大的改革，但是，对于如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进一步厘清管理部门与高校间的权力与责任清单，使高校既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又能做到放而不乱、活而有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